BOB半岛在屈辱危亡中抗争的近代园林绿化事业

　　BOB半岛中国近代的一百多年（1840-1949）是一段混乱、屈辱、黑暗的年代，可以用很多不祥的名词来形容：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四分五裂、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但即使在这样社会动荡的年代，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民族文化也在发挥作用，园林绿化事业也未曾断绝，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注入了新的元素。由朱钧珍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篇）》对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园林绿化事业进行了研究发掘，从屈辱的历史中发现了近代园林绿化事业“奋发图强的新兴力量所激荡起来的热忱与豪情”，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专著。

　　中国园林的历史长达3000年，古代园林史的研究曾涌现出许多卓越的成果，但近代园林史的研究此前尚属空白。本书主编、清华大学教授朱钧珍发动全国的同行共同行动，通过查阅史料、实地考察、深入研究，终使《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篇）》正式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阅读这本史料丰富、观点鲜明的巨著，读者会对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前人对园林绿化事业作出的贡献感到由衷的钦佩，也会对中国文化中自然哲学的生命力产生更大的自信心，更加珍惜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好局面。现在容我翻开《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篇）》，择要介绍一下比较突出的几个内容。

　　书中列举了大量为园林绿化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近代历史人物，这些人物都是负有其他使命的军事家、政治家、实业家等，比较突出的有左宗棠、孙中山、张謇、冯玉祥、陈嘉庚、卢作孚等。

　　左宗棠在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奉命西征平叛。为了调动人马、转运军用物资等，他修了一条跨越陕、甘、新三省长3000里的驿道，自陕西潼关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巩固路基，就栽植行道树。每一旁少则一两行，多则五六行。这些树木基本都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是左宗棠经过考察、适地适树，形成的绿色长城，后被称为“左公杨”“左公柳”。树种下了，左宗棠还制定了养护管理的制度，派兵严加管护，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有毁树者，即军法从事”。“左宗棠种树的业绩，不仅开启了西北荒漠植树造林的先河，顺应当时军旅和老百姓的需要，而且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后人从中吸取了荒漠栽树的可贵经验。”除了这3000里的绿色长城以外，左公还整治修葺了至今尚存的兰州节园和甘肃酒泉，为民众提供了可供游憩的风景名胜BOB半岛。

　　张謇是江苏南通人，近代实业家。他在考察国外的情况后，提出了一系列园林绿化理念，认为公园是“人情之囿BOB半岛、实业之华、教育之圭表”，充分认识到公园休闲、教育的功能，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张謇对南通城市规划贡献巨大，开中国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系统布局之先河。张謇特别重视种树，认为“种树非但有关家事气候的调剂，并且可增加幽美的风景”。其子张孝若回忆：“我父亲种树，关于时令、分行、培养都有一定标准。他身体力行，栽种树木达万株以上。”

　　园林绿化是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必需品，是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文化也随之而来，给中国的园林形式带来了一些变化。除了中国传统的园林以新的面貌出现以外，还有一些传统之外的西方新形式，如近代城市公园、纪念园林和中西合璧式园林。尽管这些园林总体水平并不高，但这与社会处在一种动乱状态、经济发展不稳定有关。

　　近代城市公园的产生。城市公园的产生是中国园林发展的一个标志，是一个里程碑：即园林从皇家、私有到人民所有、所享和所治的历史性转变。这是我国人民从根本上摆脱封建阶级束缚的标志之一。尽管历史上儒家宣传“与民同乐”的思想，最终不过是留下一个虚伪的概念，但在近代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第一次享受到了真正的公园。

　　租界园林的产生。“租界园林是西方文化强行进入中国而产生的一种异国园林”，它的本质是外国人占有园林的主权，园林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当然，租界园林不仅展示了外国的园林形式，也带来了城市绿化的理念。如德国侵占青岛时对青岛进行了规划，大面积造林，培育苗木，重视行道树的栽植等。这些做法根本上是为了巩固青岛作为其殖民地的地位，但客观上为青岛的城市面貌，尤其是城市绿化作了一些积极的改变。

　　纪念园林的兴起。近代的革命历史中，大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民主革命斗争牺牲了生命。为了纪念他们为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所作出的贡献，各地兴建了大批纪念性园林，有陵园、墓园等纪念性园林以及纪念亭、纪念塔等。

　　中西合璧园林的兴起。入侵的列强带来了西方的文化。由外国人主持建造了一些租界园林，另有一些回国人员和华侨将外国的园林形式和我国传统的造园形式结合，形成了“中西合璧园林”这种特殊的园林形式。这些园林，无疑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曾经有文章提到近代首个公园的问题，但在学术界未能获得认同。此次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本书作者提出了首个公园和首批公园的概念。

　　在首先确定首个公园概念的原则下，本书作者对全国各地提出的建立较早的30多个公园进行了确认，认为于1880年开放的甘肃酒泉公园（1942年定名为泉湖公园，1956年改名为酒泉公园至今）为我国首个公园。酒泉公园的建设有三个特征，一是专为老百姓使用，二是公园具有园林的基本特征，三是建设和投资是左宗棠利用军闲时发动将士兴建，投资由公饷和官员捐资组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农事试验场作为首批公园之一，1906年筹建，一年后试开放，两年后正式开放，到1955年定名为北京动物园的40余年中改名13次，足见当时社会动乱、机构变动之频繁。社会的动荡对园林事业的影响极大。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贡献，以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城镇、街道、园林、建筑物等近20个门类，遍及全国。其中大部分与园林有关，特别是公园BOB半岛、植物园、纪念林等，可称为中山园林现象。经作者统计，到2012年为止，各类园林中，现存和已经毁坏的“中山”园林，包括国外的有110个，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现象。作者分析中山园林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纪念他的历史贡献，至于孙中山先生在政纲及其他建国及民生计划中提及园林绿化的意义，也是促成这一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

　　《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篇）》包含丰富翔实的近代园林绿化史料，达88万字，堪称鸿篇巨制。主编朱钧珍教授年近九旬，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我们祝愿她健康长寿，也期待《中国近代园林史（下篇）》如期出版。